于是，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即在长沙公开实施“**”了。
是日，长沙全城宣布“戒严”；然后，许克祥派兵强行封闭了“湖南省工会”、“湖南省农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并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同时，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及工农民众。
一时间，长沙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因当时，为发电报便利所需而有种约定俗成、将每月的各日都以一个汉字韵目作代称，二十一日被称为“马日”；故而，许克祥在长沙发生的公开“**”事件，史称“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发生后，湖南各地的“**”势力皆蠢蠢欲动、竞相效仿，也都举起屠刀、大开杀戒了；一时间，“**”浪潮遍及湖南全省。
面对疯狂的“**”浪潮，身为主持军事工作的“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按捺不住了，提出“应以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
因为，此时的湖南各地都有“农协”，通过“农协”很快就能把“渴求解放、对土豪劣绅及反动军阀深恶痛绝”的广大农民组织起来，甚至于组建“农军”，这可是一支不可觑的力量。虽然，农民手上只有铁耙、锄头、鸟铳、梭镖；但那以数万、甚至于数十万计的力量，足能与区区以几个团计的许克祥之流抗衡。
因此，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即着手组织“农军”准备向长沙进军，以对许克祥实施反击。
五月二十三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王基永与“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湘潭县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等人即在湘潭组建了一支“湖南工农义勇军”，由柳直荀《任》总司令。
很快的，在各地“工会”、“农协”支持下，“湖南工农义勇军”麾下即召集了十余万之众。
于是，柳直荀将“工农义勇军”分成四路。
第一路由湘潭、湘乡、宁乡的工农组成，约三万人；第二路由醴陵、攸县、株洲、衡山的工农和安源“工人纠察队”组成，约二万人；第三路由永安、黄花、浏阳及长沙东乡的工农组成，约五万人；第四路由宁乡与长沙西乡的工农组成，约一万人。
接着，于五月三十一日，四路“工农义勇军”齐向长沙进军，声势甚是浩大。
许克祥等人听十万“工农义勇军”来攻长沙，吓得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了。
然而，正当“工农义勇军”浩浩荡荡向长沙挺进、欲对许克祥之流实施反击时，远在武汉的鲍罗廷与陈独秀却急了，唯恐“工农义勇军”的行动会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的恶化。
陈独秀认为“军事工作现在应该收缩，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而鲍罗廷更是拍着桌子吼道：“湖南的局势已一团糟，夏曦还要火上浇油；我要亲自去湖南，问他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如此下去，我们还如何与‘武汉政府’合作？”
而“武汉国民政府”内早有传言，曰：“‘马日事变’乃因‘工农运动’过火所致。”
且因，“工农运动”是中＊共＊主导下开展的，言下之意即是须由中＊共＊负责。
此传言日盛，连汪精卫也似有同感了；从而，对陈独秀与鲍罗廷产生怨言、面露愠色，这倒使俩人感到有口难辩；现在，又冒出个“工农义勇军”来，俩人更不知该如何解释了。
为了弥补“国、共”两党间已经产生了的裂痕，鲍罗廷与陈独秀赶紧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了“湖南问题应静候‘国民政府’解决、‘农军’不得进攻长沙”的《命令》。
同时，《命令》中＊共＊湖南省委“约束‘工会’与‘农协’的行为，阻止‘工农义勇军’向长沙进军”。
因是中央的《命令》，夏曦不得不遵照执行；于是，《通知》柳直荀：“将各路农军撤回。”
就这样，各地“农军”高涨的激情硬是被抑制下去了。
如此一来，许克祥及各地的“**”势力倒是可以放胆肆虐而更为嚣张了；因此，自“马日事变”发生至六月初的不到半个月时间，长沙、常德、溆浦、湘潭、湘乡、浏阳、衡阳等二十多个县中，即有中＊共＊党员及工、农民众一万多人惨遭杀害，连身兼“国、共”两党要职的王基永也失踪了。
为免遭不测，柳直荀等许多中＊共＊党员、“工会”、“农协”的干部都被迫离开了湖南。从而，湖南的“工、农运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镇压，损失之惨重、令人扼腕。
“马日事变”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左派”大为惊愕了；于是，立即派遣“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农政部长”谭平山、“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工人部长”陈公博等人前往长沙调查，鲍罗廷也随同前往。
张翼鹏闻知后慌乱了，赶紧《声明》“‘长沙事件’无非是驻军与‘工人纠察队’之间发生了冲突，即可平息，不必大惊怪”；同时，《令》岳阳驻军以“保护安全”为名把谭平山等人挡驾了。
“武汉国民政府”见谭平山等人未能到长沙了解实情，对于张翼鹏所言当然难以相信；于是，将张翼鹏免职，而《任命》周斓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要他彻查此事。
然因，周斓自己也曾参与过何键的密会，对于“马日事变”的内情其实早已是心知肚明；且“马日事变”的主犯许克祥是自己的部下，也就更只得竭力偏袒以将大事化，唯恐真相大白后会牵累自己。
因此，周斓上任后，装模作样了一番；接着，将许克祥严斥一顿并调离长沙后、就没了下，欲以此不了了之。
周斓如此处置，也难以令汪精卫满意；且不免有点感到心神不宁，唯恐再生事变。
然而，汪精卫已觉到，周斓源于第八军，只听唐生智的；自己虽名为“国民政府主席”，却难以约束他们；而这些军中将领一旦闹起别扭来，自己实是无法；看来，只有请唐生智回来方能压住他们，以帮助自己平息并稳定“湘、鄂”的政局。
为此，汪精卫决定“亲赴郑州去与冯玉祥晤谈；欲将河南让给冯玉祥，由他挡住北面的‘奉军’，以让唐生智能脱身班师回鄂”；同时，也可将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共同对付蒋介石。
正在汪精卫打算赴郑州时，刚来华不久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忽来见他，言有事相商。
汪精卫不知何事，即予相见；但当他听了罗易所言并阅过其出示的一份《密件》后，汪精卫不由得骇然了。
原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的《密件》是“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做出的“旨在挽救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史称《五月指示》。
其主要内容是：“动员千百万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组建一支由工农领导的八至十个师的可靠军队”、“成立革命法庭以惩办反动军官”等。
对于这个《五月指示》，陈独秀、鲍罗廷与罗易的意见产生了矛盾。
陈独秀担心“若是遵照执行，定会导致国、共联合战线的破裂”。
因为，自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向中＊共＊祭起了屠刀后，迫使中＊共＊将其组织与人员从上海转移到了武汉；从而，依重于“武汉国民政府”了。而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反动势力也以“‘农民运动’过火了”为由竭力将中＊共＊与“工农民众”妖魔化，并已发生了“马日事变”；在此局势下，若是再组建工农领导的军队、成立革命法庭，岂不是给那些“**”心切的人以口实而火上浇油？
因此，陈独秀不免有所顾忌。
于是，在有鲍罗廷和罗易参加、于六月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直率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实行‘土地革命’、组建工农领导的军队、成立革命法庭，均不可行。”
而此时的鲍罗廷似乎也已从蒋介石的背叛中悟到了什么，认为这个《五月指示》不切中国实际而荒唐可笑。但因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又不可违拗不遵；因此，鲍罗廷觉得惟一的办法就是暂缓执行。
于是，鲍罗廷《致电》莫斯科：“《指示》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欲以此敷衍。
而陈独秀则代表“中＊共＊中央”直言向莫斯科宣告：“你们的《指示》现在无法执行！”
于是，这份《五月指示》就被束之高阁了。
而罗易因刚来中国不久，也如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们一样，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只看到中国革命已处在风口浪尖上，却并不清楚该用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化解眼前的危机。且觉得，中国革命是国际**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己又是受共产国际派遣而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无论从何种角度考虑，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自己的职责。
然而，陈独秀和鲍罗廷却拒绝执行，这令罗易深感失望与无奈；因为，没有俩人的支持，罗易也就孤掌难鸣，即使自己欲为也都将一事无成。
在此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罗易就想到了汪精卫。
因为，现在中＊共＊与“武汉国民政府”都面临危机，更须紧密合作、共渡时艰；且要执行并落实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最终还得通过“武汉国民政府”。
而身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现在也正处于“‘宁、汉’之争”的矛盾中心；更何况，汪精卫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汪精卫至今仍是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且汪精卫的这个地位完全是靠共产国际、“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将他抬上去的；所以，他若想保住这个地位，唯有继续依靠这三方的势力不可，舍此别无他途；否则，必定被蒋介石所吞没。
鉴于此分折，罗易也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五月指示》告知汪精卫，以让他知道“‘共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