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八十多人，代表全国五万七千九百多名党员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人也出席了大会。
会上，先听取了罗易传达的“‘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该《决议案》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
然而，陈独秀却在其代表中＊共＊四届中执委向大会作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中竭力为自己进行辩护；强调“‘中山舰事件’中采取退却让步是正确的”，并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不应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等；而面对蒋介石的屠刀和急剧变化的时局，陈独秀既没能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而是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
陈独秀的《报告》后，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
接着，大会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等代表都发言“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
会前，瞿秋白已将其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在会上分发，该书“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统一战线上犯的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则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并主张“**要**领导和展开武装斗争”，特别是要“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蔡和森也发言指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它过去的弱点及现在的动摇，明已不能再靠它来领导中国革命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只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担当起来。所以，应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领导去制胜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同时，竭力支持毛＊泽＊东＊关于“**要**领导和展开武装斗争”的主张。
虽然，鲍罗廷、谭平山等人都替陈独秀进行了辩护；但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大会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否定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路线，陈独秀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接着，大会又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五个《决议》。
同时，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等二十九人组成的“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和由毛＊泽＊东＊等十一人组成的“中＊共＊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
而陈独秀仍进入了由其与张国焘、蔡和森等仨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
虽然，“中＊共＊五大”上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批判；但是，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具体办法；从而，使错误继续存在得不到彻底纠正。
且在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机构中，陈独秀仍居于要职；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许多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没能得到切实可行的正确回答，致使此后一段时间内、党的工作仍显得无所适从。
而大会期间发表的《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及会后发表的《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却都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作整个资产阶级叛变；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当作了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同时，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抱有太大的幻想，并将领导与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们身上；从而，对于他们“也可能叛变革命”的危险性缺乏应有的清醒认识和充分准备，再次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淖。
中＊共＊召开“五大”之时，“武汉国民政府”却为“如何对待蒋介石的另立中央？”产生了分歧。
因为，东面的“闽、浙、苏、皖”诸省现已被蒋介石据有；而“四·一二政变”后，广东的李济琛、广西的黄绍竑、四川的刘湘与杨森等人却都跟着蒋介石起舞了，“武汉国民政府”对西、南诸省也失去了控制。而张作霖的“奉军”趁吴佩孚溃败之机进驻了河南，大有威逼武汉之势。
如此一来，“武汉国民政府”的管辖范围仅存湖北、湖南和江西三个省了，且处在了被包围的态势之中。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武汉国民政府”觉得只有主动出击，才有希望打破被动局面；然而，“武汉国民政府”现有的财力与兵力，是难以同时与蒋介石和张作霖抗衡的；只能择其一作为突破口，方能险中求胜。
因此，该“向何方出兵？”遂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产生了分歧。
唐生智、张发奎、朱培德等人认为，蒋介石背叛中央、屠杀工人，乃人神共愤，对其“讨伐”是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且“国民政府”已发出了对其《讨伐令》，当付诸实施。
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北伐”时的不佳表现，又使大家觉得蒋介石的队伍“必是不堪一击，定可马到成功”；故而认为，“讨伐”蒋介石正当其时。
所以，仨人都主张“发兵‘征讨’蒋介石”。
然而，汪精卫与邓演达等人则另有考虑；他俩认为，蒋介石现在也打出“国民政府”旗号与“武汉国民政府”在争“正统”的名分；所以，有其一定的蒙蔽性，致使党内有的同仁还跟着他起舞了。特别是，广东的李济琛和“‘桂系’三杰”都倒向了蒋介石，这让蒋介石壮胆了许多，要想击垮他并非易事。
再，蒋介石的“嫡系”在“湘、鄂”战场上表现得虽是窝囊；但是，何应钦在攻取“闽、浙、沪”时可是所向披靡有目共睹；蒋介石手上有着这支劲旅，也就不可太将其觑了。
何况，蒋介石得了“沪、宁”后，非但财力充足了，还有“列强”给其撑腰；若是对其征讨，没有必胜把握，故尚须谨慎而为。
而如果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张作霖的“奉军”必会乘虚而入攻打武汉；届时，武汉就要腹背受敌，这对“武汉国民政府”将是大不利。
所以，现在“尚不可急于对蒋介石用兵”。
就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对于“该不该起兵征讨蒋介石？”产生分歧之时，李宗仁却派遣其参谋长王应榆前来武汉，向汪精卫等人提议：“‘宁、汉’双方均应承认既成事实，不可相互攻讦，更不该兵戎相见；双方现在应分道继续北伐，完成前总理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待会师北京后再坐下来会议协商，以和平解决党内的纠纷与矛盾。”并告诫：“若仍互不相让并兵戎相见，必为他人渔利。”
李宗仁之所以要派人下如此帖，是因为时局忽又发生变化，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暂时放弃了“宁、汉”之争。
原来，“宁、汉”双方争持不下之时，孙传芳与张宗昌觉得有机可乘，遂率部卷土重来欲夺回“苏、皖”的失地。
不久，孙传芳率其残部反攻并占领扬州，对南京构成了威胁。
而张宗昌则派遣“直、鲁联军”的第七军军长许琨、第十四军军长孙殿英、第二军军长张敬尧、第十五军军长马济等率部入皖，一举夺回了蚌埠。
驻守蚌埠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师师长马祥斌败北后退入合肥，许琨与马济即又南下围攻合肥并夺取了合肥以南的许多城池。
而留驻于蚌埠的孙殿英，则派遣其部将第十二师师长袁家骥与张敬尧一起又袭取了皖西的亳州、阜阳、太和等地；如此一来，江北的大部又复归“直、鲁联军”占据了。
不过，马祥斌还是固守住了合肥；同时，频频向南京告急；因此，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就不得安宁了。
蒋介石接到马祥斌的《告急》谍报后也焦虑万分了，不得不将“‘宁、汉’之争”暂时搁置，觉得应以消除来自北面的威胁并解合肥之围为要；于是，干脆决定“挥师过江、继续‘北伐’”了。
蒋介石此举，立即得到了李宗仁等人的一致“赞同”。
因为，李宗仁自从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已将安徽视作了自己的地盘；“直、鲁联军”南侵入皖了，他岂能不急？为了自身的利益，李宗仁也得迎战；所以，蒋介石能“举兵再‘北伐’”，他当然“赞成”。
只是，李宗仁此时还有一种顾虑；因为，自从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更是不可调和、水火难容了，“宁、汉”之间大有一触即发、兵戎相见之势。
而若是真的一旦发生冲突，因安徽的地理位子夹在“宁、汉”之间，势必是首当其冲。在此情况下举兵“北伐”，若是武汉方面趁机而入侵扰皖境，受损的是他李宗仁，这可如何是好？
因此，李宗仁觉得，欲行“北伐”，须先化解了“宁、汉”之间的矛盾；至少得劝双方“搁置争执”，以免“宁、汉”之间相互攻伐而殃及自己。如此，方能消除自己的后顾之忧，可放心地“北伐”去迎战“奉军”。
因此，李宗仁遂特意遣使入鄂，向汪精卫以利害相。
本来，因李宗仁支持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也对其不甚欢迎了。但因，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也不容乐观，汪精卫也不想与“南京国民政府”开战；他见李宗仁能主动出面来当“和事佬”，也就将成见搁置一旁了。
同时，听了王应榆转达的李宗仁之意后，汪精卫倒是觉得在理，也就打算接受。
因为，“举兵‘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乃是前总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党心、民心所向；在此非常之时，党心、民心确是可用。再，“北伐”进至长江流域后，本应是大快人心之事；却谁知，因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而受挫；而今，“北伐”的既定目标尚未实现，也不可半途而废。
而吴佩孚滚蛋后，尚存的“北洋军阀”张作霖、孙传芳之流也已穷途末路，不可给他们**的机会。
孙传芳丢了“闽、浙、沪、宁、皖”后，已元气大损难以恢复；张作霖的“奉军”虽是入豫替代了吴佩孚，并对武汉似是气势汹汹地构成了威胁；但其实，张作霖遭遇郭松林“滦州兵变”的沉重打击后，实力已大损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其入豫扩张之举，无非是虚张声势，实是外强中干，不必对其过虑。
何况，归附于“国民政府”了的冯玉祥已入豫西，对“奉军”进行了牵制，使其有首尾难顾之虞。可以想见，继续“北伐”后与冯玉祥会师河南，两军合力、南北夹击必能将“奉军”击溃。待将“奉军”驱逐出豫，解除了北面的威胁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也不迟。
为此，汪精卫接受了李宗仁的建议，并竭力服了唐生智、张发奎等人，终于也决定“继续‘北伐’”了。
而李宗仁派王应榆游汪精卫之时，自己则亲赴湖口去与朱培德会晤，也劝其“勿东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