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会场内外响起一阵枪声。
原来，遵照刘湘的授意；王陵基已把军警布置在会场四周，随时准备实施镇压；而巴县“民团”头子申英、曹燮阳则派遣了大批手下，化装成民众混进会场，准备寻衅滋事、以给军警的镇压制造借口。
此时，眼见会议开始，混杂在主席台前民众中的“民团”杀手即对主席台上开枪，正好击中了漆南熏；于是，众皆大骇、一片混乱了。
会场内枪声响起，王陵基即指挥早已部署在会场四周的军警也动手了。
顿时，会场内外枪声大作，“民团”与军警疯狂地对与会民众恣意滥杀血腥镇压；打死民众一百三十七人，伤一千余人；甚至于，“川军”参谋长兼四川省政府监察委员陈达三等多名大会主席团成员也惨遭杀害。
从而，酿成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刘湘祭起屠刀大开杀戒了；他一面封闭了由“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四川省党部，一面强令解散由中＊共＊主持的“总工会”与“农民协会”，并先后又将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冉钧等人逮捕并杀害了。
接着，刘湘与刘辉、邓锡侯、杨森等人《通电》“**”，并调集数路“川军”包围泸州城，欲将驻于泸州、由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军”一举歼灭。
于是，刘伯承被迫率秦汉三、杜伯乾等部奋起抗击。
刘伯承虽是威震川蜀的名将，击退了刘湘的数番猛攻；然而，刘湘的兵力毕竟数倍于起义军；在兵力相差太过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坚守泸州一个多月后不得不突围而出。
突围后，刘伯承经西安、郑州辗转到达汉口。
秦汉三、杜伯乾所部则越过大巴山，经川、陕、鄂边境后进入鄂西，后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
陈兰亭、袁品等人虽是宣布“愿接受刘湘的改编”，但终因对刘湘疑惧，结果还是率部经合江入黔，被周西成收编入“黔军”了。
而“泸顺起义”后，朱德的中＊共＊党员身份已暴露；杨森不敢让朱德再留在他的二十军中，但又碍于有恩于己，倒是不忍对朱德下手；于是，想了个法子，以组成“参观团赴武汉”为名，将朱德礼送出川。
于是，朱德离开万县，也去往武汉了。
就这样，由中＊共＊领导的“泸顺起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经刘湘与其他“四川军阀”之手、被镇压下去了。
“泸顺起义”是中＊共＊领导武装起义的一次尝试，虽是被镇压下去了，其在中＊共＊党史与军史上的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是中＊共＊独自领导武装起义的一次尝试，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且，蒋介石《密令》刘湘在四川镇压中＊共＊之时，自己则在暗中忙于筹划“如何与‘武汉国民政府’抗衡”；他通过宋子、王正廷、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与“西方列强”接触，又派遣戴季陶化装成日本人秘密去往日本，欲谋求“列强”对自己的支持。
而“列强”还在“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租界之时，因忧心于各自在华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了，也正欲从新物色一个能维护他们利益的代理人，并已将目光注意到了蒋介石身上。
因为，“列强”发觉，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观点迥然不同，相互之间的矛盾日渐激烈且显现。
其矛盾之一即是，“国民党左派”要继承与维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蒋介石则与孙中山的主张背道而驰，特别是在“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中，已流露出了与孙中山“三大政策”相背的“排共、**”倾向。而在“迁都”之争中，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之间的矛盾更是激化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列强”觉得，蒋介石已流露的“**”立场，倒是适合于做他们所要找的代理人；因为，“**”势必会“反苏”，这与“列强”的利益是相符的；看来，在别无最佳人选时，蒋介石倒是可取。
而此时，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已经成功；上海的官商士绅担心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也欲已在江西镇压过“工、农运动”了的蒋介石帮助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以维护他们的利益。
于是，“列强”与上海的官商士绅都看好了蒋介石，也就不约而同地都委托大买办虞洽卿秘密赴南昌去拜访蒋介石，欲以利诱笼络。
虞洽卿晤见蒋介石时，即告以“只要他能保护各国的在华利益，各国则支持他取得政权”；同时，又直言要求蒋介石“能对上海的工人起义实施镇压”，并许以“六千万元巨款作为报答”。
因为，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经营亏损遇难时，虞洽卿曾帮他渡过一劫；所以，蒋介石对于虞洽卿存有报恩之心，对其所言自是难以违悖。
再，能赢得“列强”支持正是自己求之不得，而“**”与镇压“工、农运动”也正是蒋介石的本意，双方利益一致；何况，还有那六千万元的巨款作诱饵。
因此，蒋介石一口答应了，并通过虞洽卿向列强许诺：“各国在华利益，他定将尽力保护。”
此后，蒋介石则下《令》将“北伐军”的“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改为了“和平奋斗救中国”，以使“列强”放心。
只是，对于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蒋介石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借口；因此，觉得尚非其时，这才暂时搁置、以待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