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末，暮春将尽，夏意初萌。然而笼罩在长安城上空、尤其是皇城大内的政治空气，却并未随着季节更替而变得和暖，反而在皇帝勒令礼部、宗正寺、中书门下“于一月内拟定考察与册立中宫之标准与程序”的旨意下达后，变得更加凝滞、压抑，仿佛暴风雨前令人窒息的沉闷。各方势力都在紧锣密鼓地行动，明里暗里的较量和博弈，在朝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次会面、每一封书信中无声而激烈地进行着。
长孙无忌府邸的书房，连日来烛火常明至深夜。这位历经两朝、辅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又受托孤重任扶持今上的顾命首辅，眉宇间的沟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邃。他面前摊开着礼部、吏部、户部乃至宫中递来的各种密报、名录、以及门生故旧的意见陈条。废王皇后是既定事实，他无力也无心挽回，但“立新后”之事，却触动了这位关陇集团领袖、同时也是传统礼法秩序最坚定维护者的核心利益与政治信念。
他反对立武媚娘，反对的并非仅仅是武媚娘这个人，而是这件事背后所代表的、可能彻底改变现有权力格局的危险倾向。
一个出身并不显赫（武士彟已故，武氏并非顶级门阀）、曾为先帝才人、与皇帝有“私情”
之嫌、且明显与“实学”
新贵李瑾暗通款曲的女人，若登上后位，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皇权可能进一步摆脱关陇集团和传统朝臣的制约，意味着“实学”
、“格物”
那些“奇技淫巧”
可能获得更正统的地位，意味着后宫与某些新兴政治力量的勾结可能成为常态，更意味着太子李忠（非武媚娘所出）的地位将岌岌可危！
这完全背离了太宗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维持朝局平衡稳定的遗训！
更让长孙无忌忧心的是皇帝李治的态度。这位他亲眼看着长大的外甥，性情看似温和，骨子里却有着不亚于其父的刚愎与执拗，尤其是在试图摆脱“顾命大臣”阴影、彰显自己权威方面。从重用李瑾推行“实学”，到雷厉风行处置王皇后“厌胜”案，再到如今急切地想要“立新后”，每一步都显示出皇帝扩张皇权、培植自己班底的强烈意愿。而武媚娘，很可能就是皇帝选中的、在内廷协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人物。
绝不能让此事成功！长孙无忌下定了决心。他必须利用自己无与伦比的威望和朝中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在“标准”与“程序”的制定中，设置重重障碍，将武媚娘排除在合格人选之外，至少，要极大地延缓甚至阻止其上位。
他首先联络了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铁杆盟友，统一了思想。
接着，他又暗中示意与关陇集团关系密切的御史、言官，开始搜集、整理关于武媚娘“身份瑕疵”
、“德行有亏”
的“材料”
，并准备弹章。
同时，他授意礼部、宗正寺中倾向于己方的官员，在拟定“标准”
时，极力强调“门第清贵”
、“家世清白”
、“贞静贤淑”
、“无任何过往瑕疵”
等条款，并暗示“曾侍先帝”
是重大道德污点，有违“一女不事二夫”
的纲常伦理。
在“程序”
上，则主张必须经过“百官廷议”
、“宗室合议”
、“天下舆情”
等多重复杂环节，将时间无限拉长。
然而，皇帝和李瑾方面显然也有所准备。
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积极活动，联络寒门、庶族出身或对关陇集团把持朝政不满的官员，宣扬“唯德才是举”
、“不拘门户”
、“陛下家事”
等观点。
李瑾则通过“格物所”
和“督行实务”
的渠道，不断呈报一些“利国利民”
的成果，并隐约将“后宫安宁”
与“新政推行”
的顺利与否挂钩，强化皇帝“早日确立中宫以稳定内外”
的念头。
武媚娘在宫中，更是谨言慎行，对四妃（尤其是暂时协理六宫的德妃、贤妃）恭敬有加，对下温和，每日抄经祈福，偶尔在与皇帝见面时，谈及经史亦能有独到平和见解，绝口不提立后之事，反而劝皇帝“以国事为重，勿以妾身为念”
，愈发显得“识大体、明事理”
。
双方角力之下，礼部等衙门拟定的“标准与程序”条陈迟迟难以定稿，争论不休。眼看一月之期将至，朝堂上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四月廿八，大朝。这是“一月之期”前的最后一次大朝会。所有人都知道，今日朝堂之上，关于“立后”的争论，必将达到一个高潮。
果然，朝议进行到一半，当礼部尚书出列，颇为为难地奏报“中宫册立标准程序条陈，各部尚有争议，未能统一，乞请陛下宽限时日”时，皇帝李治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一月之期，朕早已明示。尔等拖延至今，竟言‘未能统一’？是何道理？！”李治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悦。
礼部尚书汗如雨下，支支吾吾，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长孙无忌的方向。
就在这时，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出列了。他手持玉笏，神色肃穆，以一种近乎悲壮的姿态，撩袍跪倒在丹墀之前。
“陛下！”褚遂良声音洪亮，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绝，“臣，冒死进言！中宫之事，关乎国本，礼法纲常，天下观瞻，非可轻率而行！陛下命礼部等拟定条陈，本是慎重之举。然老臣等反复斟酌，以为当今之急，非在速立新后，而在稳固国本，明晰礼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