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在这场传统燃料的危机中，石炭给北宋后期开封的燃料使用确乎带来了不少转机。
难怪南宋人庄绰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
［33］。
不过，终北宋一世，缺薪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开封。
北宋末年，户部犹言：“京邑之大，生齿繁众，薪、炭之用，民所甚急，”
“严冬祈寒有足虑者”
［34］。
以上是民间的情况，而官府手工业凭借着政治的保障，按理不会存在缺薪的问题。
可是，咸平六年，户部也不得不请示皇帝：“东、西窑务缺柴薪，乞置场收市”
［35］。
然而，京城本来就缺柴薪，若官再收买，势必更加深这一危机。
所以，真宗皇帝只得“令省司别作计度”
而已。
［36］其后四年，也就“废东、西窑务，以薪蒸分给诸班直、诸军”
［37］。
就铜钱监来说，“饶州官市薪炭不能给，鼓铸分于池州”
［38］。
铁钱监方面，“嘉、邓以率买铁、炭为扰，自嘉祐四年停铸十年”
［39］。
大概就是因为邓州木柴越来越少，这里的人才发明了烧巨竹成竹炭来炼铁［40］，以竹柴顶替告缺的木柴。
正由于木柴、木炭这一传统燃料短缺的危机，才为煤炭在宋代的深入发掘、广泛应用提供了时机和广阔的市场。因此，早在两汉时就已被我国用作炼铁燃料的煤炭，在长期未被重视以后，才得以在宋代重展新姿。
二、矿业开发与燃料
宋代是中国古代冶金手工业飞速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元丰元年，其铜产量高达一四，六○五，九六九斤［41］，几乎是唐*元十五年铜产数的五十五倍［42］。
宋代的货币铸造额之高，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独一无二的。
“国朝初，乎江南，岁铸钱七万贯，自后稍增广，至天圣中，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间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岁铸铜、铁钱六百余万贯”
［43］。
这样高的铸币额前朝没有，其后也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出其右。
铁产量，在治平年间达到了宋代的最高额，年产八，二四一，○○一斤［44］。
几近唐开元十五年的四倍［45］。
这个产量，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手工操作的古代农业社会是很可观的。
宋代也是中国制瓷业大放异彩的时代。经唐代奠基的瓷器生产，入宋始臻于大成，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瓷窑遍布全国，其品种、产量及工艺均远远超越了唐代。各类精粗瓷器不仅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大量运销海外，使瓷器在继古代丝绸出口之后，一跃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宋人也说当时外贸商船“货多陶器”［46］。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冶金手工业的迅速发展，还是制瓷业的大踏步前进，都与燃料息息相关。
没有燃料，这些行业都会一无所成。
在煤被普遍使用以前，冶金和制瓷手工业所消耗的燃料是传统能源木柴木炭。
而木材出木炭率大约是30%，按0.
8号/1立米的材积比重来算，烧制一吨木炭约需四立方米多的木材。
“古代每炼一吨生铁耗用木炭可能要四、五吨左右或更多些”
［47］。
另有人估计要耗七吨木炭［48］。
这里姑且取其二者之中数，以炼一吨铁耗木炭六吨计，假定治平年间的生铁全以木炭来炼，那么，一年炼生铁（八百多万斤，）将约耗十二万多立方米的木材（换算中的重量是根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中宋代一斤等于五九六．八二克的比例来计的）。
耗去这样多的木材所得到的生铁还只是初级产品，要把它们加工成各种器皿用具、武器、农具、铸币或炼钢，这种再溶炼，又将烧掉多少木炭。
不言而喻，铜器和铜铸币的生产也同样是如此。
而根据明代炼铜，“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以每秤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
［49］比例估算，炼铜消耗燃料数倍于炼铁。
此外，陶瓷业、煮盐业、酿酒业、金、银、铅、锡、矾矿冶业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用能与各种木器的制作，建筑用材、毁林开荒等等，一年耗用木材将以千百万立方计。
如从五十万年前北京猿人学会用火算起，累计到宋代，所耗费的木材数将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而这是以砍伐森林资源为背景的，以迄宋代，林木资源寥寥可数，而生产、生活所需能源孔急，终于形成了上述的传统燃料危机。
重新估价和广泛开发、应用煤炭能源也就自然地落在宋人身上。
而我国煤炭蕴藏资源丰广，则提供了广泛采用的有利条件。
在煤田不易发现的地方，人们也会找到别的木柴代用品。
如“蜀又有竹炭，烧巨竹为之，易燃无烟耐久，亦奇物。
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人城”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