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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谷会议”在定远县召开了多日,张无忌借助鹤笔翁平日里记下来的笔记进行重新整理,真就把《万物一统律》(辩证唯物主义)整理得差不多,至于《万世归一律》(历史唯物主义)就不用想了,要知道司马迁写《史记》前后经历了14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前后历时19年,所以《万世归一律》只有一个总纲,后面的具体内容还要等到革命胜利之后再花个几十年吧。
就像人们因为自己的活动范围太的原因,会觉得“天圆地方”是真理;人们也会因为活的时间太短,觉得“天不变,道亦不变”。世人往往是抗拒真理的,因为他们都懒于思考。所以,庄子才会感叹:“夏虫不可语于冰,笃于时也;井蛙不可语于海,拘于虚也;曲士不可语于道,束于教也。”
但是好在,能参加“蝴蝶谷会议”的大多数都不是懒于思考的人,懒于思考的人干不出造反这样的事情来。也没有几个儒家的狂信徒,有的都是儒家信徒中l到开始怀疑人生的家伙,例如仕途不顺的施耐庵。
经过多日的讨论,张无忌等人将明教现阶段的纲领定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明国,平均地权”。
是的,张无忌是要平均地权的,他提出以“复兴井田,土地公有”(国有土地制度)为土地政策。这一点得到了广大出身平民阶层的众人的欢迎。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始终是阶级矛盾的最大着眼点。不如此,不足以号召农民加入明军,所以少数一些地主出身的人,如李善长等,也没有反对这一口号。
……
一番风波过后,军事会议重开。
张无忌重新指着自己凭借印象画出来的简易地图道:“我早就过,我们的第一目标就是上光明顶,正式继承明教教主之位,以明教教主的身份号令天下教众起义反元。所以,现在我军下一步的目标是庐州。但是庐州墙高城雄,而我军成军不久,训练不足,如是强攻,恐怕损失惨重。”
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自古就讲究“师出有名”。便是再过一千年,这种思维模式和战略考量,也依旧根深蒂固的扎根于中国统治者的心中。
而从定远县到黄山,最方便的路线就是走庐州,然后通过裕溪河进入长江,再在芜湖溯青弋江而直达黄山腹地。
这次出兵,张无忌就没有考虑过河流以外的行军路线,唯一一段脱离河流的陆路就是从定远到庐州的那一段。
没错,河流对缺少牲畜的明军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只有利用这些河流,明军才能运输辎重和其它补给品。在河面较宽,水流不急不缓的地区,明军还可以一起乘坐竹筏,轻松愉快地前行,没有更节约体力的行军方法了。
“正是,庐州是河南江北行省的重镇,也是长江和江浙行省的门户,元军在这里应该驻有重兵,我们贸然进攻,恐怕难以成事。”冯国用和李善长点头赞同道。
在三国时,巢湖流域沿江沿湖地带就已经是吴魏相争之地。诸葛亮在其《后出师表》中称:曹操“四越巢湖不成”,的是建安十四年至二十二年(公元209年至21年)间,吴魏双方在巢湖展开的四次大战。
巢湖通过裕溪河注入长江,裕溪河在古代被写作濡须水,巢湖的出水河口濡须口地处濡须山与七宝山之间,此处两山对峙,濡须水穿流期间。濡须口的上游是宽阔的巢湖湖湾水面,地势十分险要。
濡须口踞山临水的地形地势,使之自然成了当时吴魏交战的战略焦点。建安十七年冬至次年春,曹操兴兵二越巢湖。孙权为拒曹,于濡须水东岸的濡须山筑防御城堡,称濡须坞,作为水军的陆上据点。于是,此处的濡须山便被称作濡须口的东关。“东关”这个三国时的军事要塞的名称已沿用作了地名,成了含山县当年古战场旧址上的东关镇的名称。
在《三国志?吴主传》中,裴松之的注对曹操二越巢湖伐吴有一段这样的记载:“《魏略》曰:权(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就是广为人知的三国故事“草船借箭”的历史原型。其发生地点在巢湖濡须口的东关,草船借箭的人是孙权,而非诸葛亮。
常遇春等人开始议论纷纷,有人建议东攻滁州,沿滁河进入长江;有的建议先北上,在蝴蝶谷登船,沿淮河进入长江。但是却被张无忌、李善长一一否定了。
“滁州是扬州路的西部重镇,也是应天和江浙行省的门户,元军在这里驻扎的兵力恐怕比庐州不少;北上蝴蝶谷,沿淮河进入长江,迂回太远,会让元军有机会聚集兵力。”
看到自己的建议都被否决了,常遇春等人也暂时没有了主意,目光都投在了张无忌身上。
“我看来来一招虚张声势,声东击西。”张无忌在地图上狠狠一敲道。
“妙,这一计妙!”李善长不由击掌赞叹道,而常遇春、朱元璋也眼睛不由一亮。
“教主,我王弼是个粗人,请你个通透。”王弼是没有明白的人之一,性子又直,于是抢先开口道。
张无忌道:“这多亏了不得大师,实在是有愧。”
原来,张无忌从兴化回到定远之后,就找来了不得,向他询问韩山童、刘福通的事情。
不得对于刘福通在颍州自称“明王”的事情并不是很清楚,受到了张无忌的质询才知道自己的大弟子韩山童犯了大忌。
僭越这种事情,在古代可不是一件事情,可以与“谋反”并列。
虽然韩山童已经死了,但是刘福通还活着,不得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之后,私下里痛斥了刘福通一番,但是在张无忌面前还是给刘福通了不少好话:“当时事情急迫,如不称王,不足以号召豪杰相助啊!”
张无忌表面上接受了不得的法,但是暗地里很不以为然。称王可以称陈王、魏王、梁王,但是你却偏偏称明王,刘福通的桀骜不驯远远超过了左君弼。
张无忌对刘福通的处理办法是,让刘福通回到颍州再次发动起义,吸引元军主力,策应明军主力南下,以此来将功折罪。
当然,张无忌也不会让刘福通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回去,而是让朱元璋带着徐达、汤和等兄弟前去帮衬。
张无忌在私下里对朱元璋也有承诺,他在明教内部设立了一个名为“东厂”的机构,以朱元璋为厂长,专门负责在明教内部整肃纪律,直接对张无忌负责。
刘福通也不是瞎子,如果他不接受张无忌的命令,恐怕张无忌就要杀人了。所以,刘福通只好捏着鼻子踏上了回乡之路,也不知道颍州现在是不是到处都贴满了自己的通缉令。
张无忌的部下中有几个庐州人或者是在巢湖上平时打渔、一有机会就打劫的前水匪瓢把子,张无忌把这些人召集起来。
杨璟道:“我合肥杨氏是地方大族,可为内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