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治学的方法可谓“支离”
。
避免这样支离，另有捷径。
此即以每一个人自己的心理，作为结构宇宙的工具，而所谓心理，即包括视觉和听觉，也包括直觉和灵感。
宇宙的自然法则和社会的伦理道德合为一体，很难获得实证，但在心理上却可以不言自明。
宇宙的伟大与完美，无须有赖分析，就可以在个人的心理上引起合群为善的精神，从而自然而然地领悟到社会道德的真谛。
其最高境界，可以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忧虑，心灵上达到澄澈超然。
持这种看法的人，常说“将发未发之际”
也就是杂念冰消、情绪宁静之际，此时视觉、听觉、触觉还没有全部开动，而是凭个人的直觉可以领会到宇宙间一种无可形容的美感。
以这种方法治学是为“心学”
，和朱熹的“理学”
相对。
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
；理学派则认为心学派也大有可以非议之处：宇宙的真实性如果存在于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由于心的开闭而承认或者拒绝这一真实性。
这样，世间的真理就失去了客观的价值，儒家所提倡的宇宙的一元化和道家的“道”
、释家的“无”
也很难再有区别。
一个人可以用参禅的方式寻求顿悟，顿悟之后，所获得澄澈超然的乐趣仅止于一身，而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则不再负有责任。
耿定理的终身不士就是一例。
再则，儒家的经典一贯是士大夫行动的标准和议论的根据，而心学一经风行，各人以直觉为主宰，全部经典就可以弃置不顾。
李贽全凭个人的直觉和见解解释经典又是一例。
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则王朝的安全会立即受到威胁。
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
而正统的儒家观念又是维系他们的纽带，除此而外，再无别的因素足以使他们相聚一堂，和衷共济。
所以李贽在晚年被捕入狱，虽然也被指控为行为不检，但审判官在审讯的时候对此并不斤斤计较，所注意的乃是他“感世诬民”
的著作。
李贽本人也早就预感到了这一点。
他把他的一部著作题为《焚书》，意思是早晚必将付之一炬；另一部著作题为《藏书》，意思是有干时议，必须藏之名山，等待适当的时机再行传播。
李贽与耿定向决裂以后，随即公布了他写给耿定向的函件，指斥他的虚伪。耿定向以眼还眼，如法炮制，也把他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广为抄传，信上说：“昔颜山农（颜钧）于讲学会中忽起就地打滚，日：‘试看我良知！’士友至今传为笑柄。”在这一
似乎是漫不经意的开场之后，他跟着就指出，李贽的种种古怪行为，无非是就地打滚之（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