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此，会后中＊共＊中央即发《》向全党明“这次会议不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故而，史称“中央紧急会议”；或以八月七日的会期相称，即“八·七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
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终于召开，会议由李维汉主持。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瞿秋白则代表“中＊共＊中央常委会”作《工作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人在会上先后发言，都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同时，“八·七会议”上正式宣布“撤销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所以，这次会议可谓是对陈独秀的缺席宣判。
而因，“八·七会议”并非是“中央全会”，陈独秀被撤职后，其“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则空缺了，须待“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进行补选；因而，此后的一段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则由“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
且由于，罗明纳兹带来莫斯科的新《指令》，认为：“中＊共＊前任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所以，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中的工人成分。”
于是，在罗明纳兹的主导下，对“临时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选。
结果，原“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等人退居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而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及曾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的顾顺章等人，却一跃而成了“政治局委员”。
于是，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九名委员与七名“候补委员”组成；“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则由五人缩减为三人，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人组成。
自此，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由瞿秋白主持了。
因为，“八·七会议”结束了中＊共＊党内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其具有的重大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而虽只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了“党应对军事引起高度重视”，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于是，在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明确指出：“**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
而在《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也指出：“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从此，中＊共＊摆脱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了。
陈独秀被撤职后不久，他的另一个儿子、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也因叛徒出卖被捕，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在上海遇害了，致使其更为消沉了。
且，中＊共＊召开“八·七会议”、将陈独秀撤职、改组“中央临时政治局”之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起了不的风波。
原来，蒋介石徐州兵败后，为推卸自己的责任而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拘押欲作替罪羊。然因，王天培是“桂系”的人，蒋介石此举引起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不满。
而此时，中＊共＊举行“南昌起义”后已撤兵南下；“武汉国民政府”见南昌已被收复，就又准备“东征”讨伐了。
八月九日，唐生智发出《通电》，仍严词指责蒋介石“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难辞其咎”后，即起兵沿长江而下“东征”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因刚“兵败徐州”后底气不足，没了往日的气势、显得甚是窝囊。
“桂系”的李宗仁见蒋介石已萎靡如此，觉得难再与“武汉国民政府”抗衡；于是，开始与蒋介石拉开距离，而欲与“武汉国民政府”言和。
只是，李宗仁还不想与蒋介石公开决裂，以免“南京国民政府”的基础发生动摇而对己不利；因而，李宗仁与蒋介石的关系表现得若即若离。
一方面，李宗仁与白崇禧、黄绍竑、李济琛、陈可钰等人联名《通电》，强调：“中外人皆知‘**’最有力者莫如蒋。”指责“武汉国民政府”：“今言‘**’而又‘倒蒋’，乃进退失据；自非‘共产’爪牙，何至为敌忌才？”表面上仍竭力为蒋介石辩护。
而另一方面，李宗仁却又《致电》冯玉祥，请其“出面邀‘武汉国民政府’派政要莅临南京，召开‘中央全会’，以解决党务问题”；言下之意，即“欲撇开蒋介石而另谋出路”了。
因为，在李宗仁看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既然也已“**”了，“宁、汉”之间原有的政治障碍已不存在，当可坐下来握手言和；同时，又欲“藉此把蒋介石挤出南京，让位于‘桂系’”。
而此时的冯玉祥却也担心“宁、汉”若是再闹腾下去，“奉系”的张作霖必会趁机南下，自己则首当其冲；因此，也欲“力促‘宁、汉’言和”，以便可合力对付“奉张”。
于是，他《致电》汪精卫，在转达李宗仁之意后，力陈：“‘宁、汉’双方应保障政治，防止阋墙。”
果然，汪精卫听取了冯玉祥之言，《致电》李宗仁，表示：“‘宁、汉’之间的一切个人或机构问题，均可召开‘四中全会’予以解决。”其言下之意则是，“宁、汉”合作可以，但蒋介石必须“下野”。
就这样，汪精卫与唐生智俩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向“南京政府”中的“桂系”发出了“驱蒋、合作”的信号。
汪精卫的这个态度，正是李宗仁所需要的；而其言外之意，李宗仁当然心领神会；于是，“桂系”开始酝酿“倒蒋”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也已感到了局势对己甚是不利；唐生智要“东征、讨蒋”气势汹汹、甚是迫人，而“桂系”却已在暗中与武汉接触、随时可能向他发难。
面对如此局势，蒋介石自感前途晦暗迷茫；因此，不得不决定以退为进，甚至于请辞“下野”，以避开各方的攻讦。
不过，蒋介石并不甘心就此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因为，此时他毕竟还有何应钦的“黄埔嫡系”可依靠，并没到完全绝望的地步；所以，他还想测一测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水深，看自己是否还有留在台上的可能。
于是，八月十二日，蒋介石召开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蒋介石试探性地谈了“自己欲辞去‘总司令’之职”的意图。
蒋介石原以为，自己如此言后必会有人提出“反对”且竭力挽留，即使是假惺惺的也可。
因为，蒋介石并不真想走，无非是故作一番姿态而已；一旦有人挽留，也就可以顺势下台阶地留下而渡过眼前的这一关。但谁知，蒋介石出言后，谁也没吭声；这让他甚是难堪，简直如同受辱。
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一直被他器重、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黄埔嫡系”何应钦竟然也默不作声，让他下不了台。
其实，此时的何应钦在打自己的算盘；他觉得，蒋介石若是走了，“黄埔嫡系”中论资排辈就该由他称“老大”了；所以，当他看到蒋介石被“桂系”逼得要走了，倒是有点幸灾乐祸之感，也就缄默不语、哪管蒋介石的感受。
只是，蒋介石见众人皆如此态度，这才觉到真的大势已去心灰意冷了；于是，不得不于第二天即八月十三日，发表了一纸《引退声明》后宣布“下野”。
这一下，倒是使那些当时没在场的“黄埔子弟们”都急了；时任“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卿及“第一军”的“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第二师师长”刘峙、“第三师师长”顾祝同、“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第二十师师长”陈继承、“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第二十二师师长”蒋光鼐等人，不约而同地都赶到蒋介石的寓所、竭力挽留，这才使蒋介石感到了些许安慰。
但是，蒋介石辞言已出、难以更改，也就仍启程离宁、赴沪了。
只是，蒋介石被迫“下野”、心中毕竟深感窝囊；于是，一肚子气更是出在了王天培身上。
在他认为，自己的倒霉皆因王天培所致；若不是王天培溃军在先，岂会有徐州兵败？又何致于自己有今日之辱？因此，蒋介石更不想放过王天培了。
于是，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却将王天培也带到杭州，交给了兼任“浙江省长”的何应钦处置。
王天培落到何应钦手中后，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因为，贵州“新兴系”首领王华是何应钦的妻舅，其在上海遇刺是袁祖铭指使王天培等人干的，何应钦本人也因此被迫逃离贵州；所以，何应钦与袁祖铭、王天培可谓有世仇宿怨。
如今，王天培落到了何应钦手中，岂能饶恕他？
果然，王天培移禁于杭州后，何应钦即下《令》将其枪杀于杭州郊外的王华墓前；从而，替其妻舅报了仇。就这样，曾有“北伐名将”誉称的王天培被枉杀了。
虽然，王天培在“徐州兵败”中负有一定的责任，但罪不当死。
蒋介石虽没有亲手杀死王天培，但他将其交予何应钦，无疑是在借刀杀人；故而，世人斥其为“心胸狭窄，泄无谓之愤”。
名将被害，全国哗然；迫于舆论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承认王天培之死是“有人妒贤嫉能，谗言惑上，蒙冤受害”，方才为其“昭雪”；但那是四年后的事了，此顺提不赘笔。
蒋介石的自动“引退、下野”后，倒是免了“桂系”对他的逼宫；此后，李宗仁等人竭力避免被人言“蒋介石的‘下野’是‘桂系’逼宫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