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后，李立三却又建议；因九江离武汉较近，易受到来自“赣、鄂”两方面的武装镇压，故而不宜在九江举事，起义地点应选在南昌。
周恩来听了李立三的建言后觉得在理，且也认为在南昌起义另有几个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是，南昌位于赣中，较九江而言、离武汉与南京都较远，“宁、汉”
两府也就鞭长莫及；二则，主政江西的朱培德，其主力此时大多部署在樟树、吉安、进贤、临川等地，留驻南昌城内的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卫团、第三军的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十四团、第九军的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及原第六军第五十三团等部；共六个团，总兵力不到万人。
另有一个由朱德创办的“军官教育团”
，名义上虽是受朱培德委托为第三军培训军官而办的；但实际上却是直接受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领导，届时也能参与起义。
可见，在南昌起义更利于成功。
恰此时，又传来了“叶挺与贺龙已先后率部去往南昌了”的消息；鉴于此，中＊共＊中央也就接受了李立三的建议，决定“将起义地点由九江改到了南昌”。
同时，组成了一个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以具体领导起义。
而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当须一个在军中有影响的实权人物撑大旗。本来，张发奎若能与中＊共＊合作，应是最佳人选，但现在看来已无可能。
然而，已被解聘了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仍想利用自己与张发奎多年来曾建立起的良好关系再去游；而中＊共＊中央因考虑到参与起义的都是第二方面军的队伍，也正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原番号”，以对参与起义的将士有号召力。
所以，当加伦将军提出“再欲游张发奎”时，觉得“张发奎若能回心转意，正可仍用他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头衔指挥起义”；因此，对于加伦将军的建议采取了保留态度。
不过，此时的中＊共＊中央鉴于现实，不得不做好了两手打算。
因为，估计与张发奎重新合作的可能性已不大；于是，也就想到了第二种方案，即由“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撑大旗。
虽然，贺龙的军衔逊于张发奎；但是，他毕竟是一军之长，较叶挺等人高一筹，也适宜当大任。而且，贺龙早已向时任“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表露过“欲加入中＊共＊”的意愿；看得出，他的动机是纯正的，比张发奎靠得住。因此，由他“撑大旗”也是不错的选择。
只是，欲在南昌举行起义的计划至今尚未向贺龙透露过，未知他知晓后会是什么态度？再，贺龙手上有一个军的兵力，且已进驻南昌了；他的态度如何？站在哪一边？这可是直接关系到“南昌起义”的成败；因此，能否动贺龙参与起义也就成了关键所在，而这一任务则又落到了善于与人交道的周恩来的肩上，周恩来义不容辞地担下了这个任务。
同时，中＊共＊中央又指派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去往九江，通知中＊共＊党员、时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弟“将其驻于马回岭的部队，也拉到南昌参与起义”。
但考虑到其上司、“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汪精卫的死党，周恩来遂又关照道：“须待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才可行动；以免过早惊动了李汉魂，打草惊蛇而影响大局。”
聂荣臻心领神会，欣然受《命》而往。
接着，又拟定“一旦南昌起义成功，即南下广东”。
因为，还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中＊共＊东江特委已在粤东组织举行过“海、陆丰起义”；至今，起义军还打着“海、陆、惠、紫工农救**”的旗号坚持在粤东的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交界之地。
而现在，国民党的主要兵力因“北伐”都已集中在了长江中下流地区；广东仅有李济琛留守、兵力有限，“南昌起义军”若是南下与“海、陆、惠、紫工农救**”会合后应能在粤东立足；从而，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何况，粤东有汕头等地的出海口，便于得到苏联政府从海路给予的援助；因此，“南下广东，立足粤东，再图发展”应是可取之策。
对此，鲍罗庭也表示了赞同，并即《致电》莫斯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准备‘南昌起义’”并“计划南下广东”的同时，希望能得到苏联政府的支援。
但谁知，等来的却是令人沮丧的消息。
原来，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此时已抵达武汉了；七月二十六日，罗明纳兹即在汉口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宣读了“共产国际”有关“南昌起义”给中＊共＊中央的回《电》。
《电》曰：“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到农民中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的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
罗明那兹就《电》作了更清楚的明，即“‘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倘若这次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最好不要发动。现在张发奎军中的**人可全部退出，到农民中去工作。如果中国的同志坚持要发起南昌暴动的话，共产国际派来的乌拉·尔斯基同志即加伦将军和其他军事顾问是不允许参加的。”另外，“莫斯科目前也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
罗明纳兹还强调：“这份《电报》是斯大林同志亲自草拟并由布哈林署名的。”以显示其权威性，意味着“只能执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共产国际”的这份《回电》无异是给大家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大家怎么也想不到，一直热衷于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怎么会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做出这样的决定？因此，都感到非解而难以接受。
于是，议论纷纷地皆表示“不能再接受‘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中国**该按照中国的国情决定自己该怎么做的时候了。而现在的局势已是十分严峻，汪精卫跟着蒋介石公开‘**’后，中＊共＊已是被逼上梁山了；若不奋起反抗，必将坐以待毙。因此，即使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援，这次在南昌的起义也得搞定了。”
罗明纳兹见中＊共＊党内群情激奋，难以抑制；且自己毕竟是初来刚到，以后还要与中＊共＊的同志共事，不可强求而违悖了众意，也就打算做出一些让步。
于是，罗明纳兹圆滑地以“鉴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应推迟起义时间”及“加伦将军的建议是可行的，应设法再与张发奎取得联系，再谋军队转移广东事宜”等项。
如此，既算是答应了中＊共＊的决定“南昌起义”，又可向“共产国际”交待了。
终于，在中＊共＊党内同志的坚持下，“南昌起义”仍准备付诸实施；只是，将原定于七月二十八日的起义时间、往后推迟到了七月三十日。
罗明纳兹抵达武汉后不久，“共产国际”忽又《指示》“令鲍罗廷与加伦将军等人回国”。
鲍罗廷来华多年，一心想在中国革命事业上有所成就；然而，结果事与愿违，他的一切努力都成了泡影；现在，只好带着遗憾回国了。
于是，七月二十七日，鲍罗廷与一百多名“苏联顾问”离开武汉、北上回国。
此时，汪精卫倒是假惺惺地前去送行；但同时，他却《致电》冯玉祥“要其在郑州将鲍罗廷杀害”。
然而，冯玉祥毕竟受过苏联政府的许多好处；现在，虽是随同“**、清党”了，但却不想做得太绝情、而得罪了苏联政府；再，冯玉祥要求汪精卫“驱逐鲍罗廷”，无非是为了演戏给蒋介石看，并不是要鲍罗廷的命。现在，汪精卫倒是想借刀杀人了，冯玉祥岂会那么傻。
因而，冯玉祥没有听从汪精卫之言、加害鲍罗廷，而是派人将鲍罗廷等人送出潼关。
然后，鲍罗廷一行经西安、银川、库伦安然回国；从此，鲍罗廷结束了在中国的政治生涯。
而加伦将军因病滞留了几天，后打算沿长江东下再走海路北上回国。蒋介石闻知后，欲以欢送之名将其在南京截留。
然而，加伦将军知道蒋介石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按好心”，岂能上其圈套？
于是，加伦将军化装成外轮上的一名水手，悄然地秘密潜回苏联，终使蒋介石守候不得而落空。此皆为题外话，顺提而已。
且，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后；周恩来即于七月二十八日在陈赓的陪同下赶往南昌，下榻于花园角二号朱德的寓所内；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去往第二十军军部会见贺龙。
周恩来的专程造访，令贺龙深感欣慰。俩人稍作寒暄后，周恩来就将中＊共＊准备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向贺龙和盘托出、直言相告了，并征求他的意见。
贺龙怎么也想不到周恩来竟会将如此的机密要事告诉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但见周恩来十分真诚、并非戏言，这才确信。
贺龙受汪精卫逼迫才到的南昌，心中正窝着一肚子气没处出；闻知中＊共＊要在“南昌起义”，正合其意。
于是，贺龙信口就表示赞同，并拍胸道：“好哇，蒋介石、汪精卫杀了那么多人，早就该来这一下子了。你们**有此胆魄，老子能孬种？就算是下火海上刀山，老子也跟定了；一句话，你们**指向哪里，老子就打到那里，绝不诳言。”
贺龙的这个态度，当然是周恩来想要的；其实，这早已是在他的预料之中。然而，周恩来所要的岂止如此；于是，他又因势利导、直截了当地了：“我这次来，不单是要你跟我们走，而是想要你领大家走，请你当起义的总指挥呢。”
此话更令贺龙诧异了，他怔怔地不知如何答好。
因为，此时的贺龙还不是中＊共＊党员；中＊共＊组织的起义，怎么能让他这个非党分子担任“总指挥”呢？要知道，“总指挥”可是非同一般，直接关系到起义的成败与万千参与者的生死存亡；中＊共＊将如此重要的权位交予，莫非确是戏言了？
周恩来见贺龙将信将疑，即推心置腹地向他道明了中＊共＊中央对他的信任，以消除他的疑惑；并进一步郑重声明“绝非戏言”，要他切莫推辞。
中＊共＊对自己的信任及周恩来的坦诚相见，确实使贺龙感动了，他那军人铁石般的心终于被打动，也就铁定了心要跟**走，而与汪精卫一刀两断了；于是，贺龙欣然接受了这个非同一般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