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也以“礼送出境”的方法，将其军中二百多名从事政工的中＊共＊党员“赠以川资、遣送出境”了事。
于是，因其竭力邀请而受“共产国际”派遣才到“国民联军”中《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刘伯坚、时任“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邓平等一大批中＊共＊党员被迫离开西安、去往武汉。
就这样，冯玉祥的“清党”也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完成了。
而他这位曾经对苏联的工农政权大加赞赏、且已接受了苏联政府大量军援的“基督将军”，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随着蒋介石起舞，也“**、清党”了，确是令人非解；因此，世人遂又送了他一个“百变军阀”的称号。
且，已如惊弓之鸟了的“安****总司令”张作霖，见“武汉国民政府”班师回鄂、不再向直隶挺进了，这才舒了一口气、终于有了**的机会。
于是，就在蒋介石与冯玉祥“徐州会议”之时，惊魂定后的张作霖忽然心血来潮，于六月十八日，套用“安****”之名，干脆在北京成立“安****政府”了。
只是，草莽出身的张作霖不喜欢绉绉的“总统”称谓；所以，张作霖自命为了“安****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以显示其“尚武”的精神。
同时，将“安****”编列为七个方面的军团。
由孙传芳《任》第一方面军团总司令、张宗昌《任》第二方面军团总司令、张学良《任》第三方面军团总司令、韩麟春《任》第四方面军团总司令、张作相《任》第五方面军团总司令、吴俊升《任》第六方面军团总司令、褚玉璞《任》第七方面军团总司令，杨宇霆《任》参谋总长。
不过，张作霖对内阁各部的旧称却仍沿用了，并对内阁成员从新进行了任命。
张作霖的高参、原财政总长潘馥《任》内阁总理兼交通总长，王荫泰《任》外交总长，沈瑞麟《任》内政总长，阎泽溥《任》财政总长，姚震《任》司法总长，刘哲《任》教育总长；而原陆军部与海军部则合并为军事部，由何丰林《任》军事总长；原农商部却被一分为两，分设成实业部与农工部，张景惠《任》实业总长，刘尚清《任》农工总长。
就这样，已奄奄一息了的“北洋政府”，在停转十四个月后，改名为“安****政府”后又复活了。
张作霖成立“安****政府”后，竭力想摆脱日本人的束缚；然而，日本政府却仍想控制他；因此，相互间不免常有龃龉了。
其实，张作霖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只因，日本帮助张作霖平定了郭松龄的“滦州兵变”，迫使张作霖依重于日本了，原有的矛盾这才被隐匿不显。
而日本政府则藉此将手伸入东三省，肆无忌惮地捞取利益了。
张作霖与吴佩孚结盟对付冯玉祥时，郑洮铁路筑成；于是，日本政府又提出了“要修筑开原至朝阳镇、洮南至齐齐哈尔等铁路”；同时，还制订了“从一九二五年起的二十年内，在东三省修建三十五条铁路线、总长八千八百余公里的《满蒙铁路网计划》”。
对此，张作霖不宜明言拒绝，只得缄口默认。
然而，东北民众却“不”了；并兴起了一个“收回国权运动”，奉天、吉林、哈尔滨、旅大等地接连有群众集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借地”等要求。
其实，张作霖也知道，铁路线是经济和军事命脉，与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利害攸关；日本人如此贪得无厌，再这么下去，“东三省”的路权全要被日本人要去了。
对于一心想当“东北王”的张作霖来，岂不如同是在他身上剜肉？实在是令他心疼得很，觉得确是该想个法子、予以破解。
为此，张作霖想了个办法，决定“自筹资金也修筑铁路，与日本人对着干”。
因为，“东三省”毕竟是中国人的，总不该让日本独吞了。明的挡不住，那就来暗的；他修他的，我筑我的，看谁能强过谁？
于是，张作霖成立了一个由其高级顾问、“奉天省财政厅”王永江《任》委员长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以负责筹资修建铁路。
计划修筑的铁路为“东、西”两条干线，西部干线从葫芦岛经由通辽、齐齐哈尔至瑷珲，东部干线从奉天经由海龙、吉林到佳木斯；且两大干线都通过京奉铁路与关内相连，一旦修成即可与日本的“南满铁路”、俄国的“中东铁路”两大铁路系统相抗衡，成为东北的第三大铁路系统。
为了不使总体规划尽早暴露，则采取了分段修筑的办法。
于是，即有锦州至朝阳的“锦朝铁路”、呼兰至海伦的“呼海铁路”、奉天至海龙的“奉海铁路”等铁路投入施工；同时，还在葫芦岛修建海港。
对此，日本政府深为不满，认为张作霖在东北修筑的铁路是“南满铁路”的平行线”，严重影响了其在“满蒙”的权益。
为此，先后两任“日本首相”加藤高明与若槻礼次郎都向张作霖提出“警告”，反对他筑路建港。
然而，张作霖却置之不理、仍我行我素。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若槻礼次郎内阁因金融危机倒台，由曾两任“陆军大臣”的田中义一接《任》“日本首相”兼“外相”。
田中义一上台后，打算采取比他的前任更为大胆的对华政策。
于是，六月二十七日，田中义一召集“官房长官”
鸠山一郎、“亚洲局局长”
木村锐市、“情报部长”
村欣一、“外务省外务次官”
森恪、“陆军部次官”
畑英太郎、“海军部次官”
大角岑生、“参谋本部次长”
南次郎、“军令部次长”
野村吉三郎、“关东军司令”
武藤信义、“关东厅长官”
儿玉秀雄、“日本驻华公使”
芳泽谦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
吉田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
高尾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矢田七太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
安广伴一郎及“政友会干事长”
山本条太郎等人，在东京“首相”
官邸举行了一个专门会议；因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对华政策”
，故名“东方会议”
。
“东方会议”上，就“如何入侵中国东北的策略”有两种主张。
一种是，山本条太郎等人主张的所谓的“内科术”，即“以外交与经济手段，维护并扩大日本帝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另一种则是，森恪等人主张的所谓“外科术”，即“直接用军事手段侵占中国东三省”。
而此前，森恪、吉田茂与“参谋本部作战课北京驻在员”铃木贞一曾已拟就了一份《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提出了“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的方针，田中义一对此方针甚是“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