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遂将零星线索，交予御史台熟识之同僚暗中访查。
月前，偶有突破，发现部分线索，竟隐约指向王尚书在蒲州的别业及家族商号……然，此事牵涉重大，臣位卑权轻，且无明确旨意，不敢深查，只将已得之零星证据封存。
不想许舍人今日提及……臣，惶恐。”
他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首先，将发现线索的起因，归结于“督查实务”、“核算成本”的公事，合情合理。其次，强调自己“位卑权轻”、“不敢深查”，将主导权和“揭发”之功让给许敬宗，自己只作为线索提供者和部分证据的核实者，姿态低调，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最后，表示“惶恐”，既是对皇帝的尊重，也暗示此事敏感性。
但所有人都听明白了，李瑾手里，恐怕真有实据！而且是通过“督行实务”这个皇帝亲自掌控的渠道发现的，可信度极高！
“陛下！”王仁祐彻底慌了，扑通一声跪倒，老泪纵横，“老臣冤枉！天大的冤枉啊！这定是许敬宗、李瑾等人，因立后之事与老臣政见不合，故而罗织罪名，构陷老臣！陛下明鉴！长孙太尉、褚侍中，你们要为老臣说句公道话啊！”他此刻只能寄希望于盟友。
长孙无忌眉头紧锁，心中暗骂王仁祐愚蠢，这等时刻将他扯出来，岂非坐实“结党”
？
但他也不能坐视王仁祐被轻易扳倒，那将严重削弱己方力量。
他出列沉声道：“陛下，王尚书所言，不无道理。
卖官鬻爵、纵侄行凶、勾结盐枭，皆是重罪，需有铁证，方可定谳。
岂能因些微风闻、或某些在公务中发现的‘存疑’线索，便轻易指控一位朝廷重臣、国之干城？
此非慎刑之道。
老臣以为，当交由三司（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会审，仔细核查每一条指控，证据确凿，方可论罪。
在此之前，王尚书仍是我大唐吏部尚书，不宜妄加罪责。”
他再次祭出“程序正义”和“需要铁证”的大旗，试图将事情拖入漫长的司法调查程序，争取时间和操作空间。
褚遂良、韩瑗等人也纷纷出言，要求“慎重调查”、“不可偏听”。
然而，这一次，皇帝李治没有再被轻易说服。他看着跪在地上，惊慌失措、老态尽显的王仁祐，又看了看神色平静、举证清晰的许敬宗和言辞谨慎、却暗指证据在握的李瑾，再联想到王皇后那恶毒的厌胜之术，以及王氏家族平素可能的跋扈……新仇旧恨，疑窦丛生，加上被元老逼宫的怒火未熄，此刻全部汇聚成了对王氏及其背后势力的熊熊怒火与彻底清算的决心。
“铁证？”李治缓缓开口，声音冰冷，“许敬宗所言三条，卖官鬻爵，残害人命，侵蚀国本——哪一条不是耸人听闻？哪一条不是动摇国之根基？若此等事情属实，王仁祐便是国之巨蠹！朕的吏部，竟掌在此等人手中，朕如何能安枕？天下吏治，又将是何等面目？！”
他越说越怒，猛地一拍御案：“着即革去王仁祐吏部尚书及一切官职，褫夺爵位，交由御史台羁押，由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司会审，严查其所涉诸罪！一应涉案人等，不论职位高低，一体锁拿查办！朕倒要看看，这堂堂大唐的朝堂之上，究竟藏了多少魑魅魍魉！”
“陛下圣明！”许敬宗、李义府等官员立刻高声附和。
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脸色难看至极，皇帝这是明显带着怒气，越过正常的“调查”程序，直接先“革职羁押”，再“会审”，态度之强硬，前所未有。但他们此刻也无法再强行为王仁祐辩解，皇帝列举的罪名太大，而且显然已深信不疑，若再强行阻拦，恐引火烧身。
金吾卫上前，摘去了王仁祐的官帽，剥去了他的紫袍。王仁祐面如死灰，瘫软在地，被如狼似虎的卫士拖了出去。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吏部天官、太原王氏的家主，转眼间便成了阶下囚。
“至于废后王氏，”李治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长孙无忌等人脸上，一字一句道，“其父既有如此大罪，其家风可见一斑。此等罪妇，焉能再居后位（虽已废）之名？着中书门下，即日起草诏书，昭告天下，正式废王氏为庶人，收回皇后册宝，其族一应恩赏，悉数追夺！冷宫严加看管，非诏不得探视！**”
正式废后的诏书！这意味着，王皇后（庶人王氏）的最后一点名分也被剥夺，王氏家族的政治生命，随着王仁祐的倒台和这道诏书，彻底宣告终结！
“臣等遵旨！”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声音响亮。长孙无忌等人则沉默不语，面色灰败。他们知道，今日这场朝会，他们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不仅没能阻止皇帝清算王氏，反而被对方抓住机会，以雷霆之势斩断了他们的一条重要臂膀，更借“废后”之事，进一步巩固了皇帝的权威，并向朝野展示了皇帝打击“不法”、整顿吏治的决心。
李瑾垂手而立，心中并无多少喜悦，只有一片冰凉的清明。他知道，扳倒王仁祐和正式废后，只是第一步，是扫清了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并将“废王”之事彻底钉死。但“立武”的最大难关——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对，以及武媚娘“身份”的敏感问题——依然横亘在前。今日之举，不过是打开了局面，撕开了一道口子，并将斗争的主动权，重新拉回了一些到皇帝手中。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决战。而决战的关键，或许不在朝堂的口水之争，而在军权，在那些真正能决定帝国走向的军方重臣的态度。他的目光，不经意地掠过了武官班列中，那位一直沉默寡言、却无人敢忽视的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英国公李勣的身影。
风暴，还远未到停歇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