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廷议的尘埃，并未随着朝会的散去而真正落定。
李瑾那番“以《大学》之道释实学之用、以格物致知明富国强兵之途、以义利合一论治国安民之策”
的宏论，如同投入千年古潭的巨石，其引发的思想涟漪与政治波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向整个帝国的统治阶层乃至士林蔓延。
皇帝李治“深以为然”
的表态，无疑为这场“大道”
之争划下了阶段性的休止符，也为李瑾及其所代表的“实学经世”
理念，披上了一层金光闪闪的“****”
外衣。
然而，理念的胜利，远不等于现实的顺畅。
朝堂之上，暗流从未停息；利益之间，博弈更加微妙。
廷议次日，便有数道言辞恳切却又暗藏机锋的奏疏，悄然呈递至皇帝的案头。
来自萧瑀一系或与其亲近的官员，在奏疏中“痛心疾首”
地表示，虽不敢质疑圣裁，然“李瑾之论，以圣言文饰功利，恐开士子弃经从术、舍本逐末之端”
；“其工坊聚利，与将作监、市舶司往来密切，虽云为公，然权责交错，易生弊端，不可不防”
；更有甚者，旧事重提，隐约暗示“闻其与宫外女尼有书信往还，虽云问佛，然恐涉宫闱，有损清誉”
。
这些奏疏，不再正面强攻“大道”
之争，转而从“执行风险”
、“吏治隐患”
、“个人品行”
等更具体、也更难以辩驳的角落发起攻击，试图从实践层面阻挠、延缓甚至败坏李瑾的诸项“试点”
。
与此同时，那些在廷议中被李瑾的“大道”
论述所折服、或本就对“实学”
抱有同情、或嗅觉敏锐意识到风向变化的官员，也开始了各自的行动。
于志宁、阎立本等人自然更加积极地推动“试点”
事务的落实。
一些原本中立的户部、工部、兵部中下级官员，开始主动与将作监的“百工创新署”
接触，或询问新式农具试用情况，或探讨军械改良的可能性，或打听海外贸易的细节。
国子监、弘文馆内，少数思想较为开明的博士、助教，开始在讲学中提及“格物致知”
的重要性，甚至私下讨论“明算”
、“明工”
等专科取士的可行性。
市井之间，关于“李探花”
廷议上“舌·战群儒”
、“陛下力挺”
的传奇故事，也经由各种渠道流传开来，为其本就显赫的名声，更增添了几分“帝眷正隆”
的光环。
皇帝李治显然没有停留在口头支持的层面。重阳廷议后的第十日，一道经过精心措辞、盖有皇帝玉玺和中书门下印信的特旨，以“制书”形式正式颁行。这道制书，既是对廷议的总结，也是对李瑾所倡诸事的最终定调与具体安排，可谓“天子定风波”的正式法理文件。
制书开篇，先以庄重之语肯定“农桑为本，礼义为先”
的治国根本，旋即笔锋一转：“然时移世易，道亦因权。
昔者圣王制器尚象，开物成务，莫非以利天下。”
引用《易经》和先王事迹，为“实学”
、“工技”
正名。
接着，制书明确：“今有臣工，明于格物，达于时务，所陈诸策，如新式农具以利耕稼，百工创新以启民智，通海贸以丰国用，储水师以固海疆，皆本于强国利民之念，朕详加咨度，以为可行。”
正式将李瑾的几项核心“试点”
政策，提升到“国策”
层面予以认可。
然而，制书并未给予李瑾无限权力。在具体安排上，体现了李治高超的政治平衡术：
其一，设立“督行实务使”。制书明令，以将作监少监李瑾为“督行实务使”，总领新式农具推广、百工创新、海外通商筹备（与市舶司协同）、水师人才储备教习等一应事宜，并赋予其“协调相关诸司，便宜行事”之权。这无疑是将李瑾推到了执行层面的核心位置，给予其名正言顺的统筹之权。
其二，强化“联席审议”
与“监察”
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