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说来，在陈桥兵变之后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前，三衙地位显赫，石守信、王审琦等“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其翊戴之勋也”
，[7]（卷1）为众文臣所不及。
但自“杯酒释兵权”
之后及太宗、真宗两朝，三衙的地位都呈急剧地下降趋势。
仁宗朝前期，也就是欧阳修所谈到的“宝元、康定之间”
，一方面是“重文轻武”
的政策达到顶点，所谓“国家承平之久，文事太盛，士以武弁为羞，而学者以谈兵为耻”
。
[12]（卷59《议战》）另一方面是三衙自身的素质也降至谷底，如有学者已经指出：“长期倍受压制和歧视，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
[13]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之下，其地位基本上降至北宋一代的最低点。
然而，从庆历三年“庆历新政”
开始，也就是欧阳修“余作舍人”
之时，鉴于宋夏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北宋“重文轻武”
的国策逐渐向“重文但不轻武”
轻变，而随着狄青等一大批抗击西夏的功臣进入三衙，三衙的素质也略有起色，其地位遂呈上升之势。
十余年后的仁宗末、英宗初，即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及再入为执政时，业已表现出了明显的提高，即所谓“三衙渐重”
。
此后，除元祐旧党执政的少数时期外，神宗、哲宗、徽宗诸帝皆有志于对外用兵，尊宠将帅在所难免，故三衙的政治地位持续上升。
如神宗朝熙宁九年四月，殿前都指挥使郝质等言：往军器监与权判监刘奉世等会议军器。
上批：“殿前、马、步军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
寺监小官，岂可呼召使赴期会？
尊卑倒置，理势不顺，自今止令移文定议。”
[7]（卷274）宋人评论此事说：“至于熙宁，待遇之礼继于二府，至有寺监召之而不可得者。
吁！
何其重也。”
至徽宗朝，三衙遂达到了“为极品之官”
[14]（卷192）的顶点。
像政和四年六月，中书舍人陈邦光即曰：“管军为武臣极任，今乃不入品序，止以本官为次等，欲望特诏有司参酌正。”
遂诏送礼制局，“本局取到管军臣僚称呼等阶，今定殿前都指挥使在节度使之上，殿前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留后之上，马军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使之上，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在正任团练使之上。
从之”
。
[4]（职官三二之七）
三衙的政治作用
正如朱瑞熙先生所指出的：“三衙将帅，不能参政。”
[8](p552)限制武将，尤其是以三衙为主的高级武将的参政权，是北宋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
如在宋太祖朝，“一日，太祖语（石）守信，将用周翰掌诰。
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
太祖怒，遂寝其命”
。
[10]（《梁周翰传》）宋太宗更是明确宣布云：“自梁、晋以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
朕君临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辈，假使李广复生，亦无姑息之理也。”
[7]（卷37）因此，从总体上看，三衙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
当然，限制将帅的参政权，也不能理解成绝对不允许参政。
其实，三衙对朝政发表个人意见在北宋也并非少数，如仁宗时即规定三衙除本司公事之外，若“别陈利见，即关报閤门，依例上殿”
。
[7]（卷156）真宗朝张耆于殿前都虞候任上，“时建玉清宫，耆奏疏谓殚国财力，非所以承天意”
；[10]（《张耆传》）杨崇勋，“久任军职，当真宗时，每对，辄肆言中外事，喜中伤人，人以是畏之”
；[10]（《杨崇勋传》）仁宗朝的郭承祐，“好言事，指切人过失，时谓之武谏官云”
；[15]（《郭承祐传》）等等。
更为关键的是，在北宋多次皇位更迭的过程当中，三衙往往也比较活跃，发挥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典型事例有以下三例：
第一，英宗得立，宰相韩琦为“定策元勋”，但殿前副都指挥使李璋协助宰相韩琦，对稳定英宗即位伊始的政局波动亦功不可没。
李璋，是仁宗亲舅李用和之子，仁宗以其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实寓托孤深意，《宋史李璋传》记载：“仁宗书‘忠孝李璋’字并秘书赐之。
宴近臣群玉殿，酒半，命大盏二，饮韩琦及璋，如有所属。”
英宗即位，时局果有不安之势，一则英宗以外藩入继，皇室内部觊觎者不乏其人，如仁宗曹皇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后莫有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