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风靠在墙上,双臂交叉在胸前,一直没说话。他听到这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不是因为周秀兰不承认,而是因为她脸上那种被冤枉了的委屈是真的。那种好心没好报的愤懑是真的。在她心里,她对穗儿不好是一回事,你说她偷孩子是另一回事。那是两笔账,分在两个抽屉里,互不相干。她从来没有把“抱走别人的孩子”和“对这个孩子不好”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想过。
高怀瑾显然也看出来了。他等周秀兰把话全说完了,把情绪全部铺开在桌面上,才把钢笔搁下。他摘下眼镜,用衬衫下摆擦了一下镜片。这个动作他做得很慢,和昨天高志远在堂屋里擦眼镜的动作如出一辙。重新戴上之后,他的目光比刚才更静了。
“周秀兰,你说你不是偷,是收养。那我就问你几个问题。”
他把丁玉芬的证词翻到第二页,手指点着其中一行字,但没有低头去看——他已经不需要看了,这些话他大概在心里默过很多遍。
“收养的前提是什么?是亲生父母知情同意。我的父母知不知道孩子还活着?不知道。他们以为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我母亲醒过来的时候怀里是空的,丁玉芬告诉她孩子没保住。我父亲被支到镇上去买药,来回跑了四十分钟,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没了。他连孩子的面都没见到。”
他的语速没有加快,音量没有提高,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严丝合缝地卡在一起。
“谁造成的这个误会?丁玉芬。谁配合丁玉芬完成了这个骗局?你。你抱着孩子从后门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让丁玉芬告诉我父母一声?你给孩子办出生登记的时候,写的是‘在家生产’,母亲填的是你自己的名字——你有没有想过,这孩子的亲生母亲在哪里?她知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还活着?她会不会找?”
他顿了顿,手指在证词上点了一下。
“丁玉芬在谈话中说,你把孩子抱走之后,她回到产房,我母亲因为产后出血还在昏睡。你是在一个产妇昏睡不醒、一个丈夫被支走的时候,把孩子抱走的。这就是你说的‘他们不要了’?他们连孩子的面都没见到,什么时候表示过‘不要’?”
周秀兰脸上的理直气壮像一面被敲了裂缝的墙,一块一块地往下掉。
她的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下巴上的肉在发抖,不是怕,是一种被逼到角落里的本能反应——她最拿手的那套叙事,被高怀瑾一句一句拆了。不是吼她,不是骂她,只是把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拿过来,放在事实面前比一比,然后安安静静地放在她面前,让她自己看。她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逻辑站不住脚,她是从来没遇到过能一条一条把她逻辑拆穿的人。在村里,她嗓门大,谁能说过她?在这条巷子里,她撒个泼打个滚,谁能拿她怎么样?可这个年轻人不跟她吵,不跟她骂,只是坐在那里,一条一条地问。
但她还是不甘心。她沉默了很长时间——大概有半分钟,对周秀兰来说这已经是极长的沉默了。然后她忽然换了另一种语气。不再是刚才那个理直气壮的受害者了,而是一种更深的、更顽固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不甘。她把身子往前倾了倾,两只手摊开放在桌上,手背上的青筋根根分明。她的声音没有刚才那么大了,但多了几分咬牙切齿的狠劲儿,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行。就算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就算丁玉芬是被人指使的,王德贵是牵线的,县里有人打了招呼——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她的手在桌上拍了一下,不重,但闷闷的一声在空荡荡的铺子里显得格外响,“我当时就是个连怀孕都怀不上的乡下女人,村里人背后骂我是不下蛋的母鸡,我婆婆当面骂,我男人一句不吭。我有什么本事?我能指使得动谁?”
她的眼眶红了,嘴唇发白,喉咙里有一种压抑了很久的愤懑终于找到出口的震颤。
“你们家当年在清水镇得罪了人,有人想整你们,那是你们家的事。我不过就是刚好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被人推了一把。没有我,也会有别人。你们不去找那些在背后使坏的人,跑来找我算账——算什么本事?柿子挑软的捏是吧?”
这番话不是临时编的。高怀瑾听出来了。她大概在心里的某个角落藏了很久,也许是从王德贵找她的那天就开始存的,也许是在无数个被婆婆骂“不下蛋”的夜晚里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她知道自己是颗棋子,但棋子也有棋子的委屈。
高怀瑾沉默了几秒钟。不是因为被问住了,而是他在判断——这番话里哪些是真实的情绪,哪些是又一次的自我辩护。然后他摘下眼镜,用衬衫下摆擦了一下镜片,重新戴上,看着周秀兰的眼睛。
“你说得对。你不是主谋。”他的语气依然平静,但接下来说的话每一个字都像是过了秤,“这件事背后有人在指使,我们已经在查。你不是第一个环节,也不是最后一个环节。你是一颗棋子——你说得没错。”
周秀兰愣了一下。她没想到他会同意。
“但你是那个亲手把孩子抱走的人。”高怀瑾的语气没有变,但他的目光沉了下去,镜片后面的眼睛像是一面镜子,把她整个人都照了进去,“你在抱走她之前,有没有看一眼产床上那个昏睡的女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女人醒过来之后,会发现自己的孩子没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孩子有亲生父母,他们可能会找她,会找一辈子?”
周秀兰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
“你在抱走她之后的二十年里——你有没有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不是嘴上说的,是心里。”高怀瑾的钢笔在笔记本上轻轻磕了一下,“她饿的时候你给她吃饱了吗?她冷的时候你给她加衣服了吗?她生病的时候你带她去看过几回医生?她挨骂的时候,你替她挡过一句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依然不高,语气依然平稳,但每一个问句都像是一根针,落在安静的铺子里,落在油腻的桌面上,落在周秀兰面前那个早已凉透的烧饼上。
周秀兰张着嘴,说不出话。
不是因为被吼住了——高怀瑾从头到尾没有吼过一句。而是因为她发现自己最拿手的那套“我是为你好”的叙事,在这个人面前一点用都没有。他不吃这套。他既不跟她吵,也不跟她骂,也不拍桌子,也不摔东西。他只是把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拆开,把里面的骨头和肉分清楚,然后安安静静地放在她面前,让她自己看。
铺子里安静了很长时间。后厨的油锅还在滋滋地响,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把火调小了,油声变得又细又远。窗外马路上有人赶着驴车经过,驴蹄子在土路上嗒嗒地敲过去,鞭子在空中甩了一声脆响,然后一切又归于安静。
顾长风从墙上直起身来。他走到桌前,拉开高怀瑾旁边的长凳坐下。长凳发出一声沉闷的吱呀,他的军装袖口擦过桌面,带起一层薄薄的灰。他看着周秀兰,目光和昨天在巷子里看她的目光一样——平静,沉着,不带恨意,但也没有一丝温度。
“周秀兰。”他的声音低沉,不像高怀瑾那样条分缕析,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分量,“你在清水镇怎么对穗儿的,穗儿不说,我也不问。但你欠她一句实话。不是欠我们,是欠她。”
周秀兰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她低下头,看着桌上那只凉透了的烧饼,烧饼上的芝麻粒粘在油纸上,一颗一颗的,她盯着那些芝麻看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来,眼眶里那层水光还在,但她的嘴角往下撇着,不是委屈,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也许是后悔,也许只是被逼到无路可退之后的认命。
“你们还想知道什么。”她说。声音哑了,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