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麦穗就醒了。她是被冻醒的。老房子的窗户糊着报纸,风从破洞里灌进来,把报纸吹得呼啦呼啦响。她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盯着头顶黑乎乎的房梁看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自己在哪里。这是她爷留下的老房子。
麦穗坐起来,穿好衣裳,把包袱重新捆了一道。三十块钱还在,介绍信还在,赵建国的地址也还在。她把那张揉得发皱的纸条掏出来看了看,又折好,重新缝进棉袄里子的暗兜里。然后走进灶房,蹲在灶前生火。火光照在她脸上,把那些被玉米秆划出的红印子照得明明暗暗。
麦满仓从里屋出来的时候,麦穗已经把粥熬好了。粥很稀,稀得能照见人影,但总比没有强。父女俩一人一碗,就着昨天老吴头给的咸菜疙瘩,呼噜呼噜地喝完了。
“走吧。”麦满仓把碗往灶台上一搁,拎起他那破帆布工具包。
“爹,你的腰——”
“腰没断就能走。”麦满仓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县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人山人海。过年的缘故,到处都是赶着回家的人。扛着蛇皮袋的民工、抱着孩子的妇女、穿着中山装的干部,乱糟糟地挤成一团。广播里在报站名,喇叭刺啦刺啦地响,听都听不清。
麦满仓牵着麦穗的手挤过人群,找到了售票窗口。两张去那个北方城市的火车票,十二块五一张。麦满仓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票子——一块的、五毛的、两块的,还有几张一毛两毛的。他数出二十五块,想了想,又数出两块钱放在旁边,推到窗口底下。
“爹,我这儿有钱。”麦穗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布包,“我在赵家攒了三十块——”
“你的钱留着。”麦满仓把找回来的几张毛票仔细折好,塞回布包里,“到了部队,万一用得着呢。爹的钱够花。”
绿皮火车缓缓驶进站台,汽笛声震得耳朵嗡嗡响。人群像潮水一样往车门涌,麦满仓一手拎着包袱,一手紧紧攥着麦穗的手腕,护着她挤上了车。车厢里更挤,过道上都坐满了人。父女俩找了个角落,麦满仓把包袱铺在地上让麦穗坐,自己靠在车厢壁上,佝偻着腰,一只手始终搭在女儿肩膀上。
广播里在放喜庆的曲子,车厢里有人在吃烧鸡,有人在打牌,没有人注意到这对缩在角落里的父女。
麦穗把棉袄裹紧了些,看着窗外。窗玻璃上映着她的脸——瘦了,黑了,嘴唇干裂,眼睛底下是两团乌青。她伸手摸了摸棉袄里子的暗兜,那里面缝着赵建国的地址。纸条已经皱得不成样子了,但还认得出来。
“爹,”她忽然开口,“你说赵建国见了咱们,会怎么说?”
麦满仓沉默了一会儿。“他要是个有良心的,就该给你个交代。”他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他要是个没良心的——咱们也不求他。找他的领导要个交代,然后咱们自己过。”
麦穗没说话,把脸埋在膝盖里。自己过。这三个字听起来很轻,可她知道有多重。她爹的腰快要废了,八十三块钱的存折甩在了她妈的炕上,现在兜里除了买车票剩的几块钱,什么都没有。而她也只有三十块钱,加上她爹给的那五块,三十五块。三十五块钱,就是父女俩的全部家当。
可她爹说得对。不求他。不靠着谁。有手有脚,饿不死。
火车在铁轨上咣当了一整天。窗外的风景从白茫茫的雪地变成了灰扑扑的城市,又变成了白茫茫的雪地。车厢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父女俩始终缩在同一个角落里。
麦穗靠在车厢壁上,脑袋随着车身的晃动一点一点的。她迷迷糊糊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白茫茫的雪覆着田地,偶尔闪过几个灰扑扑的村庄,烟囱里冒着细细的青烟。她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冰凉的触感让她清醒了些。
麦满仓还在睡。他靠在车厢壁上,佝偻着腰,嘴巴微张,花白的头发被车窗缝里灌进来的风吹得一翘一翘的。他把自己的棉袄盖在了麦穗身上,自己只穿着件打了补丁的绒衣。麦穗把棉袄轻轻盖回她爹身上,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发麻的腿。
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上都坐着人,有的靠在蛇皮袋上打盹,有的在啃冷馒头。空气里混着旱烟味、汗味和廉价雪花膏的香味。广播里隔一会儿就报一个站名,那些名字麦穗一个都不认识。
她想去接杯热水,她把搪瓷缸子举在胸前,小心地跨过一个坐在包袱上打呼噜的老头,又绕过几个蹲在地上打牌的年轻人,往开水间的方向走。
走到两节车厢连接处的时候,她的脚步忽然钉住了。不是因为她看见了什么,而是因为她听见了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很低很沙哑,像是在压抑着什么,从连接处的另一头传来。她认得那个声音。这辈子都忘不了。拿着搪瓷缸子穿过挤挤挨挨的人群往开水间走。走到两节车厢连接处的时候,脚步忽然钉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