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知洋人是向来“论势不论理”
的。
有鉴于此，他感到，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
，满清即使侥幸打垮了太平军，也是无法和背后虎视眈眈的列强去争夺于疆场的。
尤其是潜伏在身边儿的这头俄国熊。
因而，对于慈禧太后的引狼入室，他非但没有任何的责难，反而给予其理论上的完善，“曲线救国”之外，他还以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刚刚接受了的西方均势思想相结合，把慈禧的政策奉承为“以夷制乱”，最终达到“以夷制夷”之上上策。一力赞成不惜在权益上对俄国盟友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实现振兴大清朝的凤愿。
他认为眼下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
，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
，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
的迷梦，不思振作。
为此，他在任何一个角落都不遗余力地宣扬必须俄国人学习，向所有西人学习，要广为举办洋务新政，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明”
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以求“自强”
、“自立”
。
但是，与此同时，他却极力排斥西方的“政治明”
，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也正因为如此，李鸿章这次有机会能协同议政王奕忻创办洋务，不到两年的时间，官督商办的建成、在建和新创建的就有天津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天津制造总局、津沽、京津铁路、直隶省磁州煤铁矿、山东峄县煤矿、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三山铅银矿、保定枪炮厂、天津机器织布局等军用民用企业。拿了满清工业发展史的不少个“第一”。
也正因为如此，他博得了议政王奕忻对他老黄牛一样实干家行为赏识的同时，更是博得了他的主书，帘书后面的慈禧的大加赞叹，真是“家贫出孝书”，“国难见忠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