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和引种新作物具有相同的目的。
而新引进的作物也只能种植在圈地上，因为敞田制是不能随意更改作物的。
新作物的引进又导致了四圃轮作制的出现，而四圃轮作制最初出现是在诺福克，所以被称为诺福克农作制。
而诺福克又是圈地运动发生最早的地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圈地运动对于农作制度改变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还应该指出，农牧业的改良也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的经济问题。
在小农经济的情况下是不足以进行有效的技术改良的。
而只有通过圈地所建立起来的大土地私有制，才能为技术进步提供经济保障，因为农牧业改良需要应用大量的资本投入才能做到，这就从客观上需要那些非常富裕的大租地农场主的参与。
而那些原来社会地位很低的公簿持有农中的一部分人之所以能够最终变为富裕的大租地农场主，也正是由于他们在“圈地运动”
这个特殊的土地租用过程中发了大财，在哈里逊的《英国概述》中说：“过去交出4镑都很困难的租地农场主，现在要交40、50镑、100镑，但是他们在租约期满时，如果手里没有积存6——7年租金的话，就认为是做了一次不好的生意。”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圈地运动就没有这些非常富裕的大租地农场主的存在，也就没有英国农牧业的技术革命。
圈地运动还为改良农具提供了用武之地。因为大型农业机械必须在广阔而又平坦的土地上才能正常运转，这就必须改造土地原有的高低不平等等的自然属性，消除各种人为的障碍。在高低不平且条块分割的土地上是难以使用机械作业的，只有将土地填平，才能为农业机械化铺平道路。而土地填平也有赖于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和大量资本的投入，而这一切都只能是在圈地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
由此不难看出，近代英国的农牧业技术革命都是由那些原本是社会地位很低的公簿持有农在转变成了富裕的农业资本家以后在自己的租用土地的大农场上进行的。
英国的农业结构自古以来主要是以农牧结合为主，但这主要是从土地占用的情况来看，从劳动力占用情况来看，畜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种植谷物要少得多，据估计，饲养羊群需要的劳动力比种植谷物要少80%，特别是绵羊的饲养，一年中大部份时间都是无须多人看管，十五世纪中期，英国只要一个男劳动力就可以管理500英亩的牧羊场。
而圈地养羊使得畜牧业代替了农业，其结果必然是农村劳动人口的下降，于是“曾经是200人工作并依靠他们诚实劳动而生活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二个牧人。”
这就是托马斯·莫尔所谓的“羊吃人”
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羊吃人的结果使得小土地所有者纷纷破产，农场的数目急剧减少，而一些农场的面积却不断扩大，这是农业集约化经营的一条必由之路。
本来是好事，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坏事。
圈地运动使农民离开了土地，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而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扩大，又刺激了农业技术改进的广泛采纳，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和土地的价值，所以一些富有的农场主在建立起大农场之后，也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方式，在农场上实行规模经济，进行商品生产，以满足市场需求，促使他们进行合理化管理，以提高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如，用畜力工具取代人力，以马耕代替牛耕。
圈地运动并不是简单地将耕地变成牧地，而后又变成耕地，而是将农夫的小规模耕种，变成大规模的放牧和大规模的耕种，即由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变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小土地所有者来说，这个圈地运动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认识历史，必须从整体上、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而绝对不能从局部的利益、用狭隘的眼光来看问题。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一贯标榜以“科学”理论自居的马克思却显得一点都不科学了。
5，圈地运动的社会效益
尽管在英国圈地运动的初期，圈地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但是圈地给当时英国的农业所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到十六世纪末，英国农牧业生产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为欧洲其他国家所不及。
首先促进了养羊业的稳步增长，到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初达到了养羊业的高峰，而与此同时，谷物并没有因圈地而减产，反而是有所增加了。
虽然亨利八世曾禁止粮食出口，但有特许证者除外，大体说来“整个这一世纪，英国都倾向于出口粮食和肉类。”
这与圈地是分不开的。
正如塔瑟在诗中所说的那样：
走尽天涯海角
任凭你寻找
有哪里能比圈地更美好
生产更多的牛羊肉
最好的谷物、奶油和干酪？
圈地之所以能够产生出比先前更多更好的食物，主要在于它采用了大量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圈地运动促进了农牧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圈地运动所导致的农牧业发展最终也给所有的英国人带来了实惠。
这种实惠在十七世纪英国人的食物中得到了反映。
当时英国的农民及劳工平时都可以吃到肥腊肉、肥咸肉、干奶酪以及粗面包等等，以致当时有人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其低层阶级的人能比英格兰有更好的食品”
这就是圈地养羊所带来的最直接的效益。
但是圈地运动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它对当时英国的科技与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为以后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了解了英国的圈地运动的真实情况以后，我们再来分析原始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的定性问题。
史学家d“j“钱伯斯认为18世纪圈地中的农业改良主要不是通过发明高效率机器，而是依靠引进新作物、改良畜种、改进耕作制度、改善排水系统、改变租佃制度等，由此而产生许多新工作诸如筑篱、修路、人工种植牧草等。
此外，圈地还开垦了大片公地和荒地，扩大了耕作面积，新耕作制度也消灭了休耕。
这些，都表明18世纪的圈地运动带来的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农业，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劳动力的需求。
总之，早期圈地运动规模小，数量少，对农民的影响程度不大，未造成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大多数农民仍占有土地；晚期圈地运动因其规模大、范围广，对农民的影响程度较深，但主要体现在土地的集中方面。
了解圈地运动的历史过程，也就澄清了我们以前对圈地运动的偏见，正是这样圈地运动才得以顺利进行。
在被誉为“种草养畜打开增收一扇窗”
的山西，把草当作庄稼种已被越来越多的农民所接受。
全省种草面积已达760万亩，过去70:30的粮经二元结构变为现在的64:28:8的粮经饲三元结构。
据当地的典型调查，在干旱地区除种土豆收益与种草相当外，种其它作物的收益都不如种草。
种粮的投入产出比为1:1.
3，而种草的投入产出比为1:2。
从种植谷物与种植牧草比较看，种植1亩水地苜蓿，可产鲜草5000多千克，亩均纯收入600元，比种玉米亩均增收290.
5元。
在一些草食畜生产大县，如岢岚、山阴、偏关等县，种草养畜已成为促进农民致富的主导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一条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