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进步作用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弥补了法制改革时法律规范的不足，作为一种比较适用的辅助性法律规范判决案件，特别在判决疑难案件时，具有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二是一定程度地抑制了酷吏滥施刑杀、任意“出入人罪”
的行为。
两汉时期酷吏利用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法律内容的不齐备，矫制害法、残酷用刑的现象相当普遍，往往判决一案而“转引相连”
者数十成百，一人犯罪十家奔亡，州里惊骇。
正如《盐铁论》所揭露的那样：“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若引根本之及华叶，伤小指之累四体也。
如此，则以有罪反诛无罪，无罪者寡矣。”
由于儒家思想被肯定为法律指导思想后，其崇尚司法宽平、提倡德主刑辅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法律的实施，从而使得以《春秋》之大义创制的判例对酷吏的恶法行为起了一定的约束和抑制作用。
审判思想的完善
审判案件既要弄清犯罪事实，也要探究行为人的真实动机，只有实行“客观归罪”
与“主观归罪”
相结合的原则，才能正确定罪科刑。
任何单独的“客观归罪”
或“主观归罪”
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审判思想和审判方式都是偏颇与有害的。
在以法严刑酷而著称的秦朝，奉行的是“客观归罪”
的司法原则，如在秦律中规定“奴妾盗主罪”
重于一般盗窃罪，那么盗窃主人的父母是按“盗主论”
，还是按一般盗窃罪论处？
按秦律规定：“同居者为盗主，不同居不为盗主。”
这是典型的只依据事实存在适用法律进行客观归罪的例子。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秦简中又何止一二？
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秦的审判活动中，对于包括政治犯罪在内的一切刑事案件，所依据的原则就是根据事实适用法律”
，并且“在审判活动中，依据事实适用法律的原则是违背不得的。”
秦朝的这种审判思想与方法带来的社会后果是相当沉重的，汉初思想家们在反思之时，相应地注意到了“主观归罪”
的思想和方法。
如“原心论罪”
等原则的运用，不仅否定了前朝偏重“客观归罪”
的精神，并且使汉朝的审判思想有了新的面目，使“主观归罪”
和“客观归罪”
得以有机结合。
正如董仲舒所说，司法审判时“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
可见“春秋决狱”
的实行，在审判上既重其“事”
(犯罪事实)又察其“志”
(犯罪动机)，从而形成了一个正确的审判思想和审判方针。
至于像桓宽等人片面夸大行为人心理状态的作用，说什么“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从“客观归罪”
跳到“主观归罪”
，这不能归咎于董仲舒的“春秋决狱”
，那只不过是另一些思想家由于对“春秋决狱”
思想认识的偏转而走向另一极端而已。
“春秋决狱”的消极影响
以上所论，概述了“春秋决狱”
的积极一面，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其消极作用的一面。
其一，首次在历史上以例代律、以例坏律，破坏成文法的严肃性。
当我们认为在成文法不完善时，适度创制、运用判例，不失为一种值得肯定的立法和司法方法，自有其积极作用和肯定的价值。
但正如真理再向前越过一步便为谬误一样，“春秋决狱”
如果过了头，就会走向其反面，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
如董仲舒提出的审判案件“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的主观和客观相兼顾的论罪方法，本是很具价值的思想主张，不失为当时先进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策略。
但在审判实践中，当司法官把它推至仅凭“志恶”
和“志善”
而决定罪之大小、刑之轻重时，一个好的原则便变成了一项恶的主张，势必将司法审判引向歧途，最后滑向“主观归罪”
